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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型设计完成后，古民决定亲自带头试用。他下载了测试版的App，开始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。
第一天晚上，他坐在沙发上，打开App，准备填写当天的数据。他先填写了“时间分配”模块——他回忆了一下今天的时间花在了哪里：早上七点起床，八点到公司，上午开了两个会，下午写了三个小时的代码，晚上七点回家，吃了晚饭，然后看了一个小时的书，现在坐在沙发上填写数据。
他在App上记录：工作时间约十小时，通勤时间约一小时，用餐时间约一小时，休闲时间约两小时，睡眠时间约七小时。他看了看雷达图上的显示——工作和睡眠占据了绝大部分，休闲和运动几乎为零，社交也为零。
他皱了皱眉，继续填写“健康”模块。他输入了今天的步数——五千三百步，远低于recommended的一万步。他输入了睡眠质量——七小时，但深度睡眠只有不到两小时，醒来时仍然感到疲惫。
然后是他最不想面对的部分——“人际关系”模块。他想了想，今天除了工作上的交流，几乎没有与任何朋友或家人进行有意义的互动。他给沈砚君发了几条微信，但都是事务性的——“晚上吃什么？”“我七点回家。”没有深入的交流。他没有给父母打电话，没有联系任何朋友。
他在App上记录：与伴侣的深度交流时间——约五分钟。与父母的联系——无。与朋友的互动——无。
他看着屏幕上那张雷达图，沉默了很久。时间维度严重偏向工作和睡眠，健康和社交维度几乎空白。这就是他一天的生活——一个被工作填满、缺乏运动和社交的生活。
他想起自己今天在办公室里，对团队成员说的那些关于“幸福”的话。他告诉他们，幸福取决于自主性、关系质量和意义感。但看看他自己——他真的有资格说这些话吗？他每天都在工作，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，没有时间锻炼身体，没有时间做那些让他真正感到快乐的事情。
他关上App，靠在沙发上，闭上了眼睛。他感到一种深深的讽刺——他正在设计一款帮助人们提升幸福感的工具，但他自己的幸福感，可能还不如那些被他访谈的用户。
第二天，他找到沈砚君，把App上的数据给她看：“砚君，你看看我昨天的数据。”
沈砚君接过手机，看了看那张雷达图，然后抬起头，看着他：“你昨天只跟我深度交流了五分钟？”
古民有些心虚：“我……我以为我们聊了挺多的。”
沈砚君摇了摇头：“你昨天回家后，一直在想工作的事。我问你晚上吃什么，你说随便。我问你今天工作怎么样，你说还行。然后就没了。”
古民沉默了。他意识到，沈砚君说的是对的。他虽然在物理上回到了家，但在心理上，他仍然停留在工作中。他没有真正地“在场”。
“对不起。”他说，“我以后会注意的。”
沈砚君笑了笑：“你不用跟我道歉。但你应该问问自己，这样的生活，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”
古民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不是。”
从那天起，古民开始认真对待“幸福账户”的每日记录。他发现，记录本身，就是一种提醒——当他每天睡前打开App，填写当天的数据时，他会不自觉地反思：我今天的时间花在了哪里？我有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？我有没有与重要的人保持联系？我有没有做那些让我感到快乐和有意义的事情？
一周后，他回顾了自己的数据，发现了一个令他不安的模式：他的生活，几乎完全被工作占据。他每天的“工作时间”平均超过十小时，而“休闲时间”平均不到两小时，“社交时间”平均不到三十分钟，“运动时间”几乎为零。
他拿着这份数据，在项目例会上分享给了团队：“各位，这是我用我们自己的产品记录了一周后得到的数据。说实话，这个结果让我很震惊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生活平衡的人，但数据告诉我，我的生活严重失衡。”
他把数据投影到大屏幕上：“我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，几乎没有时间锻炼，几乎没有时间社交。我的生活，几乎完全被工作占据。而我，竟然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常的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。然后，数据科学家小周开口了：“古老师，你的数据，其实很有代表性。我统计了一下我们团队其他成员的试用数据，发现大部分人的情况跟你类似——工作时间过长，休闲和社交时间严重不足。”
古民点了点头：“这说明，我们的产品确实抓住了用户的真实痛点。但同时也说明，我们这些设计产品的人，自己也需要改变。”
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我决定，从今天开始，给自己设定几条规则：第一，每天工作不超过八小时。第二，每周至少运动三次。第三，每天至少花三十分钟与家人或朋友进行深度交流。第四，每周至少留出半天时间，做那些让我真正感到快乐的事情——比如看书、散步、做饭。”
他环视了一圈团队成员：“我不要求你们也这样做。但我希望，我们设计的这个产品，能够帮助更多的人，像我一样，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失衡，并主动做出改变。”
会议室里响起了掌声。这掌声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真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