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纲要有两条主线。
一条是机械化，魏昶君提出，要在红袍美地建立一百个“农业机械化示范区”，每个示范区配备最新的蒸汽拖拉机、收割机、脱粒机。
示范区要起到示范作用，让农民亲眼看到机器比牛快、比人强，然后自愿加入合作社，共同购买和使用机器。
另一条是民主化，魏昶君提出，要在农会内部全面推行投票权试点。
每个农会会员，不论贫富、不论识字多少、不论入会先后，都有一票，这一票，可以选农会的干部，可以决定农会的重大事项，可以监督农会的财务。
文件发下去的那天，吴大柱在解放州第一个响应。
他召集了全县农会的骨干，开了三天三夜的会，制定了一个“百村机械化计划”。
计划的核心是：由县农会出面，向银行贷款，统一购买五十台蒸汽拖拉机，然后租给各村农会使用。
租金不高，够还贷款就行。
农民不用自己掏钱买机器，只需要付一点租金，就能用上铁牛。
赵老栓在开垦州搞的是“以工代赈”。
他带着农民修路、修渠、平整土地，工钱不是银子，是农会的股份。
干了多少活，就占多少股，等机械买回来了，按股份分红，农民们干劲十足，一个冬天修了三百里路，挖了五十里渠。
王小曼在解放州的那个小村子，搞的是“妇女投票权试点”。
她提出农会的女会员和男会员一样，有投票权，有被选举权。
农会铺开了，谁来管？
魏昶君的办法是：从进步复社的学生里选。
他定了一条规矩：所有民权中枢的官员，必须从农会基层干起。
先在村里当农会干事，干满一年，干得好，才能调到县里。
在县里干满两年，干得好，才能调到州里。
在州里干满三年，干得好，才能进入民权中枢的核心层。
“为什么这么严格？”来自解放州的报刊有人采访！
魏昶君说：“因为当官不是为了当官，是为了给农民办事，没有在田埂上蹲过的人，不知道农民需要什么。
没有在谷仓里开过会的人，不知道农民在想什么，没有和农民一起啃过窝头的人，不配当农民的官。”
第一批民权中枢的官员，就是这样选出来的。
林向北是第一个，他在闽南县农会干了一年，教出了两百多个能写信的农民，组织了一个机械联合收割合作社，帮农民多收了两成粮食。
魏昶君亲自找他谈话：“向北，我要你去解放州，当民权中枢驻解放州的代表，你敢不敢？”
林向北站起来：“里长让我去哪，我就去哪，里长让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”
魏昶君笑了：“不是我要你干什么，是农民要你干什么，你记住你不是我的代表，你是农民的代表。”
林向北去了解放州，他在解放州干了三件事。
第一把解放州的农会从一万人发展到了五万人。
第二，搞了一个“农会银行”，专门给农民提供低息贷款，买种子、买化肥、买机器。
第三，推动了“地主租约公开化”
所有地主和佃农的租约，必须到农会备案，租率不能超过三成，违者取消租佃资格。
这三件事每一件都捅了马蜂窝。
地主们告到州府，州府告到解放州，解放州告到启蒙会，可林向北不怕，因为他身后有魏昶君，有农会，有五万农民。
这一年，红袍美地的各项数据都在涨。
农会会员，从二百八十万涨到了四百五十万。
夜校，从两千所涨到了五千所。
脱盲农民，从四十万涨到了一百二十万。
机械联合收割合作社，从四百个涨到了一千二百个。
粮食产量，比去年又增长了一成五。
棉花产量，增长了两成。
小麦产量，增长了一成八。
农民的人均收入，比农会成立前增长了将近三成。
这些数据，被《红袍农人报》一五一十地刊登出来，配着农民的笑脸照片、金黄的麦田照片、崭新的蒸汽拖拉机照片。
可启蒙会控制的那些报纸，一个字都不提。
《红袍美地评论》继续刊登“农会影响生产”的文章。
《社会观察》继续刊登“农民投票权会导致混乱”的论文，他们的口径变了，不再说农会不好，而是说“农会的成绩有待时间检验”。
魏昶君看到这些文章，只是笑了笑。
“里长，那我们怎么办？”
“继续干，让他们去说，数据不会骗人，农民不会骗人，时间不会骗人。”
又是春天。
又是桃花开。
魏昶君又老了一岁。
这一年，他的生日不再冷清了。
天还没亮，农会门口就排起了长队，农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有的挑着鸡蛋，有的提着腊肉，有的抱着自己织的布。
他们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排着队，等着给里长拜寿。
吴大柱来了，从解放州赶了三天路，带来了一袋自己种的小麦。
赵老栓来了，从开垦州赶了四天路，带来了一壶自己酿的高粱酒。
王小曼来了，从那个小村子赶了两天路，带来了一双自己纳的千层底布鞋。
林向北也来了，从解放州赶回来，带来了一份厚厚的报告《解放州农会年度工作总结》。
魏昶君坐在农会门口的台阶上，一个一个地见他们。
见到吴大柱，魏昶君说：“你的小麦，我收下了，回去告诉乡亲们，今年的麦子，要种得比去年更好。”
见到赵老栓，他说：“你的高粱酒，我尝一口，剩下的留着，等我一百岁的时候喝。”
见到王小曼，他说：“你的布鞋我穿上，回去告诉村里的妇女们，她们挖的那口井，我听说水很甜。”
见到林向北，他说：“你的报告我看，回去告诉解放州的农民，他们做得很好。”
所有人都见完了，太阳已经偏西了。
魏昶君坐在台阶上，看着那些农民远去的背影，沉默了很久。
“满囤。”他说。
“在。”
“今天是我九十岁来，过得最好的一个生日。”
李满囤的眼眶红了。
“里长，您辛苦了。”
魏昶君摇摇头：“不辛苦值得。”
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土，走回办公室。
桌上，还有一大堆文件等着他批。
窗外，桃花还在落，一片一片，粉白色的，像是春天的雪。
魏昶君坐下来，拿起笔。
他要继续写。
写农会的章程，写民权中枢的规划，写给未来的信。
九十七岁了。
可他还不想停。
因为还有太多的事没做完。
因为还有太多的农民没有站起来。
因为还有太多的田野等着被点亮。
民权中枢可能以后会落寞，但人们会记得，如何架构一个有权有话的组织！